中外教育简史学习笔记 维新变法时期的教育

发布日期:2018-05-23 12:28:20 编辑整理:天津自考网 【字体: 】   【自考招生老师微信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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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和民族危机日渐加深,早期改良主义思想逐渐演变为资产阶级维新思潮,进而形成政治运动——维新运动。甲午战争之后,维新运动渐入高潮,并在1898年6月中旬开始的“百日维新”中达到顶点。维新变法时期的教育改革分为两部分。一是维新派在变法运动中创办新式学堂,宣传维新主张,培养变法人才;二是“百日维新”时期对传统教育的系统改革,建立具有近代性质教育制度。

一、变法运动中创办的新式学堂

资产阶级维新派办的重要学堂有万木草堂、时务学堂、通艺学堂、测阳算学馆、时敏学堂、务本女学、经正女学等,影响最大的是万木草堂和时务学堂。

万木草堂:于1891年到1895年,康有为在贵阳长兴里设立,并自任总教授总监督。学生开始只有二十多人,后来达一百多人。课程中、西兼学,又分内课、外课。内课学科有:(1)义理之学,包括孔学、佛学、周秦诸子学、宋明学、泰西哲学等。(2)考据之学,包括中国经史学、万国史学、地理学、数学、格致学。(3)经世之学,包括政治原理学、中国政治沿革得失、万国政治沿革得失、政治经济学、群学。(4)文字之学,包括中国辞章学、外国语言文字学。外课学科分校中、校外两种,校中有演说(每月朔望课之),劄记(每日课之);校外有体操(每间一日课之),游历(每年假时课之)。除上述课程外,还有音乐和体育。

时务学堂:1897年10月,由熊希龄、陈宝箴、黄遵宪、梁启超、谭嗣同在湖南长沙创办。梁启超被聘为中文总教习,谭嗣同、唐才常等任分教习。时务学堂办学目的,是要使学生有变法思想,有广博的知识。梁启超就任总教习以后,亲自制定了一个《湖南时务学堂学约》,规定学纲十条:立志、养志、治身、读书、穷理、学文、乐群、摄生、经世、传教。其中前八条是学堂每日功课,后两条是知识的运用。经世,是把学习的知识用于分析时政,比如由教习选择各报所记载的一二件事,叫学生发表己见。传教,是把学到的主张传播出去,“共矢宏愿”。功课分普通学和专门学。普通学的学科有诸子学、经学、公理学和中外史治及格算话学之粗浅者。专门学分三部:公法学、掌故学、格算学。学生人学后一至六月皆学普通学,从第七月开始,在继续学习普通学的同时增加专门学,学者各认一门学习。

万木草堂、时务学堂等资产阶级维新派办的学校,反映了资产阶级对教育的要求,在教育目的,教育内容和方法上都有别于封建主义的旧教育。从这些学校里,培养出一批变法人才,如梁启超就是万木草堂的高才生,蔡愕、范源濂(中华民国成立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、部长)则出身于时务学堂。

这期间,部分主张效法西方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的开明官绅和实业家,也参与创办新式学堂。其中著名者以盛宣怀1895年和1897年分别在天津、上海创办的中西学堂和南洋公学为代表。天津中西学堂分头等、二等学堂两部分,各修业4年;二等学堂为预备科,教授英语、外国史、数学、地理、格物以及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等普通课程;学生毕业后升入头等学堂专习西学,分法律、土木工程、采矿冶金、机械工程四门受业。该校1903年改名北洋大学堂。上海南洋公学初设四院:师范院、外院(师范附小)、中院、上院,后增设特班、政治班等,体系完整,是为中国采用近代学制的雏形。该校1921年与他校合组为交通大学。

二、“百日维新”中的教育改革

1898年6月11日宣布变法至9月21日的“百日维新”中,资产阶级维新派积极推行新政,通过光绪皇帝,颁布了大批维新变法诏令。有关文化教育上的改革如下:

(-)废除八股,改革科举制度

6月23日,光绪帝谕自下科为始,乡会试及童岁科各试,向用四书文者,一律改试策论。这就是说,凡是国家的会试、省级的乡试及府县的生童岁科,亦即进士、举人、秀才的考试,原来的八股文一律改为策论。乡会试仍定为三场。第一场试中国史事、国朝政治论五道;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,专问五洲各国之政、专门之艺;第三场试“四书”义两篇、“五经”义一篇。考童生(秀才)也参照这个办法,先试古经一场,专以史论时务策命题,正场试以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义各一篇。规定以后一切考试,取士要以讲求实学、实政为主,士子为学,不可复蹈空言,更不以楷法好坏为标准。在规定的考试之外,还开设考试经世致用的学问——经济特科(法律、财政、外交、物理等),以选拔新政人才。

(二)设立京师大学堂

京师大学堂的创办,首倡于1896年6月李端芬的《请推广学校折》。他主张仿照欧美学制设立三级学堂,其中京师大学堂“选举贡监年三十以下者入学……以三年为期”[1],授予中学和西学;此议因守旧派以经费困难为由主张“缓办”而被搁置。1898年初康有为、王鹏运又先后重申此议,但直至“百日维新”中在光绪的严令下,总理衙门才委托梁启超代拟出《京师大学堂章程》。此章程共分八章五十四节,其中办学方针两条:“一日中西并重,观其会通,无得偏废;二日以西文为学堂之一门,不以西文为学堂之全体,以西文为西学发凡,不以西文为西学究竟。”[2]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类。普通学为学生所必修,专门学每人各占一门。普通学有经学、理学、中外掌故学、诸子学、初级算学、初级格致学、初级政治学、初级地理学、文学、体操十种,并须于英、法、俄、德、日五种外国语中选习一种,与普通学同时学习。专门学分为高等算学、高等格致学、高等地理学、农学、矿学、工程学、商学、兵学、卫生学十种。学生学完普通学后,要选习专门学一门或两门。办学宗旨为:“欲培非常之才,以备他日特达之用。”[3]光绪批准了此章程,并派孙家鼐为管学大臣,负责筹办和管理大学堂事务并节制各省学堂。以后,又任用原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为总教习,专管西学。1898年11月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,但此时仅设仕学院,学生不足百人,全是五至八品的官员和举人,分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礼》四堂(专门学)授业,十门基础课(普通学)中“中学”竟占了三分之二。八股取士恢复后,每逢科举,学生纷纷告假赴考,把大学堂当作准备举业的场所。1900年受到八国联军战火的严重破坏而停办,至1902年才始得恢复。民国初年,京师大学堂改为天津大学。京师大学堂开我国近代新型综合性大学的先河。

(三)筹办高等、中等、初等各级学堂和各种专门学堂

各地旧有的大小书院,一律改为兼习中学和西学的学堂,省会的书院改为高等学堂,府城的书院改为中等学堂,州、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。地方捐办的义学、社学亦令中西兼学。此外,奖励绅民兴学(民间祠庙不在祠典者,也改为学堂),还筹备设立铁路、矿务、农务、茶务、蚕桑、医学等专门学堂。

(四)派人出国游学

由各省督抚就学堂中挑选聪颖学生有志深造者,派赴日本等国游学。

(五)建立译书局和编译学堂,编译外国教科书及其他书籍

规定梁启超主笔的《时务报》为官报,鼓励自由设立报馆、著书、发明创造等。

维新变法时期的教育改革,具有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,不仅严重冲击了传统封建教育体系,而且预示着近代学制的产生,但在很多方面还保留着封建教育制度的特征。


[1]朱有献主编:《中国近代学制史科》第一辑,下册,485页,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1986。

[2]朱有献主编:《中国近代学制史科》第一辑,下册,656页,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1986。

[3]舒新城:《近代中国教育史科》第一册,137页,天津:中华书局,1928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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