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外教育简史学习笔记 学术下移与士阶层的崛起

发布日期:2018-05-23 12:28:21 编辑整理:天津自考网 【字体: 】   【自考招生老师微信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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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秋以前,学术和教育为王宫所把持,史称“学术官守”、“学在官府”,人民无权享受教育,即所谓“礼不下庶人”,只有王官和未来的王官,才有资格教,有资格学,学术同庶人无缘。这就限制了学术的传播与发展。

到了春秋时期,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发生了剧变,学术也开始挣脱官守的藩篱,向民间扩散。而士阶层的历史使命就是在这次学术扩散中起桥梁和急先锋的作用。可以说,士阶层的崛起是与学术下移相辅相成的。当时参加学术下移的士,虽有不同的阶级属性和不同的主观愿望,但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学术的下移。

一、学术下移

西周的文教中心除了都城外,还有宋国和鲁国。宋国是殷臣微子的封邑,所以保留了大量的殷商文化;而鲁国是周公的封地。由于周公辅佐成王有功,又是西周礼乐的创建者,成王为了褒奖周公之德,赐鲁君以天子礼乐。按周礼规定,只有王城能设四代大学,即有虞氏之庠,夏后氏之序,殷之瞽宗及周之国学;而诸侯都邑仅能建立当代之学即“泮宫”。而成王特别优待鲁国,给予设办四代大学的特权。所以鲁不同于其他分封国,是西周在东方的文教重心。春秋初的情形,仍未显著变化。[1]

    周平王东迁洛邑,周王朝政治统治开始衰落,王室独尊、诸侯并立的局面不复存在,周王室也只能靠强大的晋、郑等国而苟且生存,周平王本人也是得晋文侯之助才确立的[2]。可见,春秋时的周王室已沦为争霸诸侯“挟天子以令诸俟” 的傀儡,领土也不断受到诸侯蚕食,私分公室也成为惯见的社会现象。在这样的社会形势下,周王室垄断学术的现状很难维持。最初各国诸侯向周天子强索土地人民者有之,但对王室保留的文化、典籍,尚不敢问津,偶尔由于王室贫弱,不能养活王官,一些有专门知识和技术的王官百工,相继分散至各诸侯国,但尚未形成学术的下移。

学术的真正下移,是在春秋中、后期,较大的有两次,都是由王室内部斗争而引起的。第一次发生在周惠王与周襄王之间,因先后发生了王子颓及叔带争夺王位的内讧,世代掌管周史的太史司马氏离开王室,投靠晋国,带去了大量的文化典籍。第二次发生在周景王与周敬王之间,周景王死,周敬王立,王子朝起兵争夺王位失败后,率召氏、毛氏、尹氏、南宫氏等旧贵族和百工,携带王室所藏文献典籍,逃奔楚国。这是东周文化最大的一次迁移,从此,楚国基本代替了东周王室的文化地位,与宋、鲁并列为三大文教中心。

   这两次学术下移,范围比较有限,只不过使周王室失去了控制学术的地位,使学术下移于诸侯公室,尚未摆脱奴隶主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格局。此可称为学术下移的第一阶段。

    学术下移的第二阶段与士阶层的崛起有密切关系。在这一阶段,学术开始扩散到士阶层,并进而扩散到民间庶人。《左传》昭公十七年载:郯子来鲁国,孔子向其请教后,说:“吾闻之,天子失官,学在四夷,犹信。”说明此时官府已失守学术,学术已流散于民间。普通士人都能看到、读到众多文化典籍,通过这些士人的努力,学术又向更大的范围扩散。

    二、士阶层的崛起

    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,在西周的社会等级序列中,介于大夫与庶民之间,其社会地位并不高,与工、商、农并为四民。《国语·齐语》云:“四民者勿使杂处。……昔圣王之处士也,使就闲燕;处工,就官府;处商,就市井;处农,就田野。”

士有文士、武士之分,西周时武士是一种充任领主管理、护卫职务的人员,文士是一种操持礼乐仪式的人员,他们都以领主给的俸禄为主,不能过问、干预政治。而到了春秋时期,由于诸侯争霸。有许多复杂的内政、外交、军事问题需要解决,而靠贵族血统、世袭门第是无法解决的,需要足够的知识、能力和谋略,这就使土有了用武之地。这时的士多以政治家、军事家的身份出现,他们或作为政治思想家,用自己的一套理论去指导各国的政治、军事战略,或作为政治、军事的实践家,制定具体的、措施,直接处理各种行政、军事事务。后来许多士又以教育为己任,聚徒讲学,培养弟子入仕各国。由政府专职人员到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教育家,反映了士阶层身份的演变,也为庶民登上政治舞台打开了一条通道。

    士的构成主要有三个来源:一是没落贵族子弟,他们一般都受过比较正规的贵族教育,熟悉各种典章制度,并且有操持各种礼仪的实际技能,但政治地位下降,经济贫困。孔子是宋国贵族之后,但少“贫且贱”,“多能鄙事”,精通六艺,就是这一类士的代表。二是原周王室司礼乐的官员流落民间,如曾任周王室“守藏室之史”的老子,就是这一类士的典型。三是农、工、商等庶民等级上升而来的。木匠出身的墨子,在鲁向史角学礼后,游说于楚、齐、卫等国,曾仕宋,逐渐进人士阶层,其弟子众多,大多出于庶民,然入仕显荣于天下者极多。

    在士的构成中,没落贵族子弟与庶民升上的士是最基本的两大类,他们由于本身政治、经济地位的急剧变化,政治欲望最为强烈,社会基础也最为广泛,在动荡不安的政局中,他们成为一种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。

    随着士的身份的变化,其社会作用越来越大。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载:“子贡一出,存鲁、乱齐、破吴、强晋而霸越。子贡一使,使势相破,十年之中,五国各有变。”可见士的政治能量之大。《墨子·亲士》中云:“入国而不存其士,则亡国矣;见贤而不急,则缓其君矣。非贤无急,非士无与虑国。缓贤忘士,而能以其国存者,未曾有也。”说明士已经直接关系到治国安邦的大业。故此,入仕的士,“一怒而诸侯惧,安居而天下熄”[3],绝非虚妄之言。

    士的社会作用越来越大,相应的社会地位也越来越高。士对君主来说,更像是一种师友关系,礼贤下士是当时各国的时尚,有的君主对士行宾主之礼,有的君主更是以名士为师,这就大大提高了士的社会地位。

    士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们影响了当时的政局,动摇了世卿世禄的不平等制度,更主要的是他们将奴隶主的学术文化加以传播、扩散,形成了各种思潮、流派,为封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
[1]注:此为郑玄观点。近人吕思勉在《古学制》中持不同意见,认为郑玄以四代之学来释“天子设四学”,则误矣。至于各设四代之学,“此盖鲁为东方文教之地,偶有虞、夏、殷三代之遗,而又自立当代之学耳,非有意兼立前代之学也。”认为鲁有四代之学,而周天子并未设四代之学。此说姑存之,但鲁国作为东方文教中心,是无可疑者。

[2] 《国语·郑语》云:“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。”

[3] 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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